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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样本
机关幼儿园拨款仍然是代表们关注的焦点，这一次被“包围”的是广东省财政厅长刘昆。来自广州的人大代表张招兴词锋犀利：“这个预算里很多都不是公共财政，像大家讲的幼儿园，我们这些纳税人交的钱，养了政府官员，还要养他们的儿子、孙子？”
“办公厅编制人员177个，车却有172辆，维修费用高达115万元……”徐迎宾用语很不客气，“这些都是纳税人缴的钱，用起来应该要小心一点。”
458名市人大代表对《广州市和市本级2004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05年预算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仅以68．6％的得票率通过。这是前所未有的低得票率，将近三分之一的代表投了反对票或弃权票，向“昂贵的政府”说不，质疑财政部门的“理财水平”。“我当然投了反对票”，徐迎宾毫不讳言，“花钱那么乱，不该花的钱也花了，这个预算不能达到我和选民的要求。”
蔡定剑：预算不公开，何来监督？
现在人大会议不把审议预算作为重要议程，预算也不公开，而且还是国家的机密，人民不知道，所以很难受到人民的监督。这不符合一个文明法治政府最基本的要求
专访马骏：别让“预算修正权”悬空
政府很强势，他们花钱约束小，但如果我们把绝对的预算权给了人大，人大代表花起钱来一点也不会比政府官员逊色，公共资金是唐僧肉，没有制约，谁都想咬一口
古今中外，政治从来是一分一厘，具体而微的。学者有言：公共财政，议会管钱，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精髓，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成果。
越来越多的眼睛开始关注预算。人们开始明白：预算本身就是政治，就是各方利益通过政治程序得以选择和实现的过程。中国的预算改革稳步推进，围绕着“国家的钱袋子”，一些精彩的故事正在发生。（韩 波）
推开厚重的“预算门”
人大代表行使“管住钱袋子的权力”，向政府传达了人民的意志：钱，必须服务于公共利益。
撰稿／陈统奎（记者）
一个省财政厅长，在一次座谈会上没有抽烟，居然就成了新闻，上了报纸。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新闻的主人公是刘昆，广东省财政厅长。1月24日下午，他照例参加广东省人代会预算草案座谈会，又一次坐在了台上。台下是一群省人大代表。
一位记者写道：这次（他）没有抽烟，显然是度过了一个比较轻松的下午。
这位记者记得，刘昆已是第四次参加预算草案座谈会了。作为广东省人代会的预算监督平台，诞生于2004年的预算草案座谈会几乎每一次开会都充满火药味， “目光炯炯”的人大代表们紧盯着掌管一省“钱袋子”的刘昆，毫不留情地提出种种质疑。以往每一次，有些局促不安的刘昆都要点烟稳定情绪。有了往年这种紧张气氛的对比，今年刘昆居然没有点燃手边的香烟，敏感的记者捕捉到了这个细节。
一位人大代表告诉记者，今年他们的“火力”并没有减弱，而是如今财政部门提交的部门预算草案，“数字做得严谨和漂亮了”，台下的代表们即使“横挑鼻子竖挑眼”，也很难像往年一样揪住“不堪入目的数字”穷追猛打了。这说明预算编制开始走向科学化和规范化。
管住预算，就是关注政府的“钱袋子”。广东人大代表说起这种“管住钱袋子的权力”，总免不了提到“省政府机关幼儿园违规拨款”这个典型案例。代表们连续3年毫不留情地指出问题，而政府机关幼儿园的拨款也从3000多万元减至如今的1000多万元。
“炮轰”机关幼儿园
人大代表们铆上了机关幼儿园，是因为他们觉得，几家不对社会开放的机关幼儿园享受如此多的公共资源，明显有悖社会公平原则。
而在中国的许多地方，机关幼儿园每年的拨款数字，并不会在两会召开期间出现在发给代表的预算草案中。人大代表们拿到的，多是一个许多加数累计起来的和，这个和又多是一个硕大无比的数字。由于它的笼统和庞大，常常令人一头雾水，无从捉摸。
而在广东省两会期间，财政部门要向人大代表提交详细的部门预算草案。回溯到2004年2月广东省人代会召开期间，很多人大代表不约而同注意到预算草案上的一个数字：省政府机关4家不对社会开放的幼儿园，享受公共财政资金居然高达2328万元。
代表们对此高度关注。财政厅副厅长郑振涛于是来到广州代表团答复代表询问。他刚一落座，代表们就直言不讳：“机关自己办的幼儿园，竟然要财政拨款2000多万元，这不公平！应该让这些幼儿园面向社会。”
郑振涛愣了片刻，慢慢陈述道：“如果财政厅不给机关幼儿园这个钱，它们就要去创收。”
“那就不拨给它，让它去创收嘛！”一位代表针锋相对。
“机构改革还没有规定其走向社会，要按规定给这个钱的。”郑振涛回答。
“但是老百姓不一定这么认为，公共财政的钱不能乱花！政府公共财政用于补贴这一块，有失公平！公共财政改革了，这部分补贴应是逐年递减。一步改不到位，也要看出递减的轨迹来！”另一位人大代表步步紧逼。
现场一位旁观者回忆，郑振涛一度“被逼问得面红耳赤”。最后他表态：机关幼儿园拨款是应该“逐步减少”。
一来一回，没有虚招，代表们“一点也不客气”。当天晚上，首场预算草案座谈会开场了，机关幼儿园拨款仍然是代表们关注的焦点，这一次被“包围”的是广东省财政厅长刘昆。
来自广州的人大代表张招兴词锋犀利：“这个预算里很多都不是公共财政，像大家讲的幼儿园，我们这些纳税人交的钱，养了政府官员，还要养他们的儿子、孙子？”张招兴还调侃刘昆说：“我希望明年不再出现这些了，如果非要办，建议你就把这项开支‘藏’起来。”
来自惠州的人大代表曾庆全说，如果加上预算草案中开列的省属单位理发室、餐厅等非公共事业，支出有好几千万元，“如果把这些钱用于农村，那能建多少学校，修多少医院？我希望明年预算中不要再出现这样的幼儿园。”
刘昆在座谈会结束前站起身来，向代表鞠了一躬，态度诚恳地说，要“向公共财政更靠近一步，以后的财政安排将尽量做到这一点”。
不过，刘昆并没有马上兑现承诺。一年后，人大代表们在《广东省2005年省级部门预算草案》上，发现财政部门还是给省级机关幼儿园编制预算，而且列入预算的幼儿园由4家变成了5家，拨款总数也上升至3600万元。
这直接引发了广州代表团第三组对财政厅的询问案。“所谓询问案就是人大代表对某个行政机关不满意，比较严重，招部门负责人前来问政。”人大代表陈雪介绍说。
曾庆全再次发表意见：“一个幼儿园就上千万，比一所中学还多，太增加财政负担了，对于这些机关幼儿园，该社会化就要社会化，该改制就要改制。”
2006年，人大代表继续紧追不放。来自深圳的代表吴以环质问刘昆：“这两年代表一直质疑这个问题，今年的预算中又出现了！”这一次刘昆回答得很笼统，“将在以后的工作中进行研究，作出具体部署”。
2007年的部门预算草案上，拨给几个省级机关幼儿园的公共财政被减至1000多万元。虽然这个成果姗姗来迟，而且并不彻底，但人大代表行使“管住钱袋子的权力”，向政府传达了人民的意志：钱，必须服务于公共利益，不向社会开放的机关幼儿园不属于公共财政的范畴。
一种力量使另一种力量做出让步，这是人大审查和监督政府预算的题中应有之义。进退之间，一扇厚重的铁门已被缓缓推开，它就是通往公共预算的那扇“预算门”。
推开“预算门”
2004年广东省人大代表开始盯上了省政府机关幼儿园，2005年，广州市人代会上，市财政局官员也被人大代表们毫不客气地追问，两个多小时里，市财政局局长郭锡龄和6位处长几乎热汗涔涔。
“很过瘾，突然有了一个很开放的形式。”当时“开头炮”的人大代表徐迎宾回忆说。
2005年3月26日上午，徐迎宾接到通知审议预算草案，到场的有20多名人大代表。他们拿到的是30个试点单位的部门预算草案，装订成一本259页的册子，会期紧凑，人大代表们马上埋头翻看起来。一组组数字让徐迎宾深感吃惊，审议刚刚开始，他第一个把手高高举起。
“办公厅编制人员177个，车却有172辆，维修费用高达115万元……”徐迎宾用语很不客气，“这些都是纳税人缴的钱，用起来应该要小心一点。”
广州市财政局长郭锡龄皱着眉头说：“很难回答。”他接着解释，广州推行部门预算改革才刚刚3年，不像西方国家有200多年历史，财政局已经尽了很大努力来做预算，“至于办公厅的用车问题，由于副市级以上离退休人员虽然不占用编制，但还是有配车的。”
徐迎宾对郭锡龄坦率的回答感到满意，因为财政局长诚实地说出了人民币（人民的钱）被用在了什么地方，而人大代表只有清楚钱被用在了什么地方，才有可能评估这个钱“该不该花，该花多少”，这是预算审查监督的两个核心问题。
“我们在养一个昂贵的政府，纳税人获得公共产品的成本非常高。”徐迎宾告诉记者，“我们希望通过审查监督预算，把纳税人购买公共产品的成本降低，让政府把钱花在纳税人更愿意购买的一些公共产品，像医疗、教育、社保等。”
徐迎宾曾是中山大学化学系副教授，如今是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总，代表们都喜欢叫他徐博士。他说，以前人大代表的“预算意识”基本在停留在“从本部门本地区出发向财政多要点钱”的层面，搞得财政部门很害怕人大代表审议预算。如今，通过几次真刀真枪的审议，代表们开始“豁然开朗”。
2001年，广州市首次将教育、科技等5部门的部门预算提交给人代会审议，2002年提交审议的部门预算增加到10个，2003年增至15个，2005年是30个，“部门预算草案一年比一年厚”。
“预算里这笔钱该不该花，花得合理不合理，人大代表从来没有考问过，开了一条门缝后，人大代表大家一下子醒悟过来了，原来这里不合理，那里也不合理……”徐迎宾说。
两天后，458名市人大代表对《广州市和市本级2004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05年预算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仅以68．6％的得票率通过。这是前所未有的低得票率，徐迎宾告诉记者，以前都是高票通过的。
这就意味着，将近三分之一的代表投了反对票或弃权票，向“昂贵的政府”说不，质疑财政部门的“理财水平”。“我当然投了反对票”，徐迎宾毫不讳言，“花钱那么乱，不该花的钱也花了，这个预算不能达到我和选民的要求。”
这场座谈会经媒体广泛报道后，许多人拍手称快，“政府花钱要先过堂”成为一句流行语。这个“堂”自然指的是“硬起来”的人大。“这是对政府财政观念的一个挑战，一个冲击。”徐迎宾说，“以前很多人都认为，他花的是政府的钱，殊不知这是纳税人的钱，而花纳税人的钱是要受约束的，实际上就是要求政府依法花钱，如果说纳税人不依法纳税是犯法，那政府不通过人大认可就花纳税人的税款也是违法。”徐迎宾说，人大所通过的预算决议就是“法”。
徐迎宾还记得几年前有过一则报道：某地一位市长到美国访问，他邀请美国市长回访，没想到美国市长说：对不起，我们没有这个预算。这位中国市长很“大方”地说：我给你掏钱不就行了嘛。”徐迎宾感慨道，“中国好多官员都没有预算的意识，没有依法花钱的意识。”
提速“预算能力”
“如果对收入的用途没有约束，收入就变得等同于政府决策者的私人收入。”这是一位美国公共预算学家的警告。
让徐迎宾觉得遗憾的是，广州市人大的预算座谈会没有形成制度延续下来。而预算草案座谈会制度化在广东省人代会已经初步实现了。
然而，预算草案座谈会运行4年后，人们开始觉得，制度只是一个平台，如果人大代表的“预算能力”跟不上，制度再好也不管用。
2006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公共财政国际研讨会”上，来自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教授菲利普·G．乔伊斯对中国人说：“一个应该强调的问题是，预算‘能力’和预算‘权力’同等重要。”
在这位美国专家看来，这种“能力”包括适当的信息和工作人员、充足的审议时间和专业化的机构。今年广东省人代会预算草案座谈会出现的人大代表“预算能力”不足问题，正好印证了菲利普先生的话。
当地媒体报道说，省财政厅厅长刘昆短短两次发言就回答了代表们大多数的问题！据现场记者透露，代表们提的都是一些笼统的宏观建议，与真正的预算审查相距甚远，这意味着预算约束机制失灵了。
值得反思的是，为什么一向敢说敢做的广东人大代表突然失去了锋芒，风生水起的预算草案座谈会今年为什么平淡乏味？
有人归因于“人大代表素质不高，看不懂政府预算”。部门预算改革后，政府编制部门预算采用的是一种“分行列支”的预算格式：从大的收支项目，到明细的人员、公用、离退休等基本支出和各种专项支出，办什么事，用多少钱，都清楚地列出来。公共预算专家称，“这是一种最简单的预算格式，只要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大代表都可以看懂。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看得懂看不懂，而是有没有充足的动机和时间去看。”
对此，徐迎宾深有体会，今年是他第七次拿到部门预算草案，但是每年都是会期太短，议程紧张，想看都没时间看，而且会议一结束就被收回去了。不少人大代表反映多次，希望取消部门预算草案封面上的“机密”二字，并提前发给人大代表，会后也不要再收回去。
动机问题，徐迎宾这样解释：“一些代表可能会想，你干嘛呀，你一辈子当人大代表，一辈子都有豁免权吗？他们会告诫自己不要太张扬。”
此外，徐迎宾还觉得“资讯非常有限”，目前他所接触的预算信息基本上就是人代会期间政府提供的预算草案，“要看透预算，必须了解政府的具体运作，不然你对政府的信息知之甚少，如何监督？”按法律规定，人大代表可以执证到行政部门视察、调研，主动获取信息。问题是，视察调研要花费人大代表们的大量时间。
上一届广州市人大代表朱永平律师说：“认真审议部门预算当然需要时间，目前的审议时间过于仓促，难于保证审议质量。此外，还应该有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帮助代表们审议。”朱永平的意思是，“术业有专攻”，他希望预算审议走专业化的道路。
“预算门”已经徐徐开启，很大程度上，“预算能力”决定着这扇门开启的速度——中国公共预算改革的进度。然而，谁来提速人大代表们的“预算能力”建设呢？徐迎宾说提供的答案是：有理想、有锐气的政治家。
这次预算改革，深圳又走在前沿。
“蜜月”中的双人舞
这是一个难得的和谐局面：财政部门乐意人大审议部门预算，受审部门也乐意，人大自己更乐意。公共预算学者马骏把这种现象形象地比喻成人大和政府“共度蜜月”。
撰稿／陈统奎（记者）
“这样的预算安排如果解释不清楚，我会投反对票！”郑学定提出一堆质疑后，把这句话甩给了深圳市交通局局长刘志娇。
郑学定是深圳市人大代表，同时还担任市人大计划预算委员会（以下简称预算委）委员。
2005年在审议交通局部门预算，郑学定在其部门预算草案里发现一系列奇怪现象，譬如人员数量比上一年增加了14个人，基本支出却反而减少了，“这有悖常理，是否意味着原来的预算有随意性？”作为一名注册会计师，郑学定对这些数字分外敏感。
预算委副主任委员董国强介绍说，每年深圳市人代会，13名预算委委员都会票决出2—4个部门，邀请40名左右代表和预算委委员一起，用一天时间对其部门预算草案进行专题审议。这是深圳市人代会的特色，而像郑学定这样的“人大计划预算委员会委员”，中国的人大代表中只有这13个人。
2007，重塑价值
有人质疑专题审议这种做法是不是“审议走秀”？郑学定说，关键是你提的问题是否尖锐到位。早年当过大学老师的他喜欢温文尔雅地提出问题，却依然让局长们如履薄冰，不敢怠慢。
今年给文化局局长陈威“出难题”的是预算委委员刘鲁鱼博士。他的名片上印有很多头衔，本职工作是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还担任了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
在文化局的部门预算草案中，刘鲁鱼注意到图书馆的支出比上年增长将近一倍，图书馆专业毕业的刘鲁鱼知道这个购书“大跃进”的背后大有文章，于是他请教陈威，藏书增加是一个过程，“强行预定目标”会不会导致馆藏质量的下降？
事实上，强行预定了什么目标，刘鲁鱼并不清楚，预算草案里也没有说，刘鲁鱼只是根据数字提出了自己的猜测。陈威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圈套”，他直话直说：图书馆藏书的目标是到2010年全市图书总量达到1800万册，人均2册；今年的目标是1200万册，新增约150万册，实现人均1．45册。陈威还透露，深圳图书馆和少儿馆的馆藏一下子增加42万册。
听到这一连串数字，刘鲁鱼证实了自己原先的猜测：“这就是长官意志，政绩工程。”大学毕业后，刘鲁鱼曾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工作，他很清楚图书出版规律，“每年出版的好书并不多”，一下子购买这么多图书，要么是滥竽充数，要么是重复购置。
“人均藏书量要从1．45册增加到2册，这个数字征求过谁的意见？纳税人觉得多了还是少了呢？”刘鲁鱼说，深圳是一个发达城市，早就从“吃饭财政”转向“建设财政”，财力比较充裕，深圳财政预算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钱都花掉，因为根据预算法，预算不能有节余。所以审议部门预算草案，刘鲁鱼并不关心花多少钱的问题，而是审查这类“长官意志”现象，让公仆们明白，花谁的钱就要按照谁的意志来办事。
“我们关心的是价值取向。”刘鲁鱼一边说一边从柜子里搬出两本厚厚的绿皮书递给记者，一本叫部门预算草案，一本叫政府投资项目计划，都是今年人大会期间发给人大代表的。深圳的确“先行一步”，在广州等其他副省级城市，这两本东西还被当作机密材料，人代会结束就要全部回收。
“既然是国家计划，那就体现了国家意志，国家意志和公民意志，在价值取向上不一定完全对等。”现行体制下，国家意志又往往被“长官意志”取代。深圳市从2001年正式推行部门预算改革，并让人大对部门预算审查和批准“硬起来”，正是逐步转换价值取向的一个过程。2003年，深圳市人大第一次明确提出“要珍惜纳税人的钱”这一概念。
目前刘鲁鱼他们专题审议的只是部门预算草案，《政府投资项目计划》依然没有纳入审议范围，他们审议的财政资金只占到总盘子的四分之一左右。
审议出问题又能怎样？郑学定说：“我们提出问题，让政府去解决。”至于政府执行与否，他说，这就涉及到人大跟政府的关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过去人家说人大是橡皮图章，现在比过去橡皮图章要好很多，但怎么变成一个铁图章，我们还要耐心等待。”
正处蜜月期
“代表审查其实也是一个出谋划策、建言献策的过程，不仅是挑刺，也给政府出点子，里面有很多好点子。”预算委副主任董国强如此评价部门预算专题审议会。
专题审议会一般由预算委主任吴镝和副主任董国强轮流主持，先由财政局局长介绍当年总预算，时间20分钟。接着由受审议部门的局长介绍部门预算情况，“准备拿多少钱，干多少活”，时间1小时。然后进入面对面环节，代表询问和局长答辩，“当面锣，对面鼓。”值得一提的是，整个过程对媒体公开，并且设置市民旁听席。
董国强说，每一位出场的局长都非常认真对待专题审议会，每次审议，副局长、财务处处长等一排人都坐在局长后面，整个审议过程，不停地给局长查资料，写条子。
这在全国是一个制度创新。在部门预算专题审议会这个平台上，部门领导被要求解释纳税人的钱都被花到哪里了，以及“该不该花”，“该花多少”。这是打造“透明政府”的过程。政府应当根据人民的意图来行事。只有当人民知道政府在做什么，他们才能判断政府是否按照他们的意图来行事。
7年过来，已经有将近20位局长在这个平台上汇报，董国强观察到有这样两类局长：一类局长显得很不自信，面对的人大代表的问题，紧张得不知如何回答，甚至像斗败的公鸡一样低垂着头，场面很尴尬。另一类局长则很愿意展示自己的风采，反应灵敏，对答如流，口若悬河。
无论如何，董国强觉得局长们愿意出来接受挑战，是执政者越来越自信的结果。他说，每年在人代会之前，预算委都会组织委员上门和受审部门开座谈会，一来听取部门领导汇报掌握信息，为专题审议做准备；二来，董国强也会借这个机会安抚即将上场的局长，“开诚布公告诉他，我们不会搞突然袭击，不会抓小把柄整人。”
董国强还要借这个机会提醒局长们， “代表的嘴我们也管不住，要从容一点，大气一点，千万不要和代表硬对硬”。事实证明，董国强的工作很见效，至今专题审议会从未出现过无法收场的局面，即使有的人大代表情绪激动，言语尖刻。
董国强曾经这样描述预算委：“我们有点像以前的谏议大夫，监督，谏言，给政府提个醒，避免决策失误和执行失误。”
今年专题审议会的一个亮点是，财政局局长乔家华不点名地批评某些部门预算“不认真”，导致实际支出与预算相差很大，并抱怨说“财政局不能包打天下”。专题审议会上有3种角色：财政部门，受审的职能部门，人大。这3种角色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它们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具体地说，部门预算改革正在把财政部门塑造成核心预算机构，预算权力将逐渐从各个部门集中到财政部门。财政部门成为诸多矛盾的焦点。有些部门在编制部门预算时留出水分等财政部门来“挤”，人大在审议部门预算时把关，会对那些“注水预算”形成威慑，无形中减轻财政部门的压力；而接受审议的部门也欢迎人大代表行使权力，因为部门预算改革以前，各个部门向财政部门申请资金，给多少，什么时候给，都是财政部门说了算，他们很“弱势“。如今人大可以给他们撑腰了。
这是一个难得的和谐局面：财政部门乐意人大审议部门预算，受审部门也乐意，人大自己更乐意。公共预算学者马骏把这种现象形象地比喻成人大和政府“共度蜜月”。
不满足的舞者
深圳的人大和政府正在“蜜月”里愉快地跳着双人舞，它们舞在了中国预算改革的最前沿。
到深圳来取经的各地人大代表团络绎不绝，他们把深圳经验总结为四个字：立规建制。立规指深圳人大出台了《深圳市计划与预算审查规定》等法规，建制指深圳人大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计划预算委员会（以下简称预算委）。前者很多地方人大都不稀罕，令人羡慕的是后者，全国独此一家。
董国强介绍说，预算委由计划预算审查工委（以下简称预工委）升格而来。深圳的这个预工委成立于1995年，是全国最早的。1999年全国推行预算改革后各地纷纷成立预工委，而深圳的预工委在2000年升格，机构的权力和人力都提升了一个台阶。
具体地说，预工委是人大常委会的一个内设工作机构，而预算委则是一个专门委员会，区别在于，预算委召开的会议是法定的，“法律规定必须这么开”，这是制度刚性；其次，预算委拥有提案权，可以直接向常委会和人代会提出议案，包括立法提案，这是权力基础；预算委委员必须是人大代表，并且由全体人大代表选举产生，这是授权代议制。
怪不得，郑学定用“代表的代表”来形容自己的身份。这个委员会集中了13名经济、金融、财政、文化等方面的专家级人大代表，这是“专业化建设”。最叫人惊叹的是它的“专职化建设”，13名委员中有4名驻会代表，即专职人大代表。同时，预算为下设一个办公室，聘请了6名专业工作人员，全部是硕士研究生，他们的专业背景分别是管理财政、工商管理（MBA）民商法和工业经济。
用董国强的话来说，就是“有权力，有能力”办事了。人代会期间，人大常委会的权力自动终止，但作为人大代表的授权机构，预算委继续行使职权，负责审查监督政府预算草案。
理论上讲，政府已经将全部部门预算草案提交人代会，代表们可以全面审查了，然而此时的短板是严重滞后的“预算能力”。
“预算能力”包括“适当的信息和工作人员、充足的审议时间和专业化的机构”，董国强说，他们遇到的最大挑战是“预算信息不对称和人代会会期太短”。
面对现实条件的约束，预算委明智地选择了重点审查的方式，即每年抽2—4个部门进行“专题审议”，花一天时间力争审个“明明白白”。采访中记者发现，别处人大代表抱怨看不懂预算的问题，在深圳预算委这里已经解决了，郑学定说：“我们就是吃这个饭干这个活的。”
他说，13双“专业的眼睛”加上数十位其他人大代表，几年下来，部门预算里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项内容基本审查清楚，并促进财政部门将其标准化和格式化了。现在的问题是，部门预算的另一半资金“项目经费和专项基金”一项仍然“审不清”。
在预算草案中，“项目经费和专项基金”下面没有列举具体项目，郑学定看不出政府拿这些钱去搞什么项目了，郑说这叫“预算跟着工作走”，先拿钱再说，干了什么事来年结算里再报告，这就违背了预算监督的“事前审查原则”。
郑学定说，这个问题他提了好多年，却始终不见改观，“究其原因就是政府部门不愿放权”。他希望在不远的将来，部门预算应该交代“项目经费和专项基金”的详细内容。
而刘鲁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希望能够审议《政府投资项目计划》，他说，从资金数额上讲，政府投资占财政总盘子的三分之一强，2007年的“计划”高达400亿元左右。刘鲁鱼还发现，凡是掌握较多投资项目的部门，对本部门的预算就不会太在乎，而那些基本上没有投资项目的部门则非常在乎部门预算，这种区别十分值得玩味。
虽然对目前的进展并不满足，刘鲁鱼依然积极评价深圳的“吃螃蟹精神”，他说：“不要说全国，如果沿海发达地区都能做到这个程度，中国的民主和法治就能有一个大变化。”“因为预算就是约束政府行为，让政府明白权力的边界在哪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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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5-10 09:43: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