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教役能让免费政策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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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社论
六所部属师大对师范生实行免费教育的具体办法于昨日公布，相较于历史上给予师范生的优惠待遇，新的免费教育政策凸显出强烈的契约属性，其主要内容是：享受该政策的师范生，毕业后一般要回到生源所在省份中小学任教10年以上，如果违约还应退还所免费用并缴纳违约金。到城镇学校工作的，还应到农村任教服务两年。免费师范生毕业前及在协议规定服务期内，一般不得报考脱产研究生。
在中国语境中，任何一项教育政策总能与命运话题纠合在一起，因为这既关乎国家的宏旨，更涉及个人的未来选择。当六所部属师大的免费政策甫一公布，即面临着国家与个人两种坐标系的衡量，而其统一的指向莫不与教育的现实处境紧密相关。只有穷人家的孩子才去当教师？教育它究竟怎么了？教育与公平的关系怎会如此混沌？……诸如此类的争论，以弦外之音的方式，应和着新政策的诞生。
在中国教育改革推行既久但饱受责难的背景下，国家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希望以经济杠杆促进教师队伍在数量与质量上俱得稳定，其用心也苦，而由免费政策所释放出的“尊师重教”的苦衷理应得到尊重。对贫困家庭的学生来说，无论政策的导向如何难以预测，但终归增加了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新机会。现实地看，新政策在引导个人追求服从国家意志、协调国家意愿与特殊的个人情境等方面也存在着重叠的坐标点。
在善意揣度政策苦衷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新的免费教育政策体现出国家赎买的倾向，这种倾向如此不加掩饰，以至于把它称之为国家与个人间的机会交易也毫不为过。遗憾的是，政策本身所设定的“交易”条件，却有可能成为政策推行的障碍。即使对于任何一位有志于教师职业的“优秀高中生”而言，10年的教育履约期限都不能不显得无比漫长。这项教育契约相当于设定了为期10年的选择空白期。在这苛刻的十年内，个人那不断变化的自由抉择冲动将被压抑在狭小的空间，除教师之外的其他个人发展前景几乎被禁绝。
本着契约精神，若在接受新的免费教育机会的情况下，或许不该奢谈作为师者的自由选择权。但仍可以说，国家之所以能够在政策上获致如此契约优势，依靠的是对贫穷的政策性的“挟持”。无疑，新的免费教育政策对经济社会地位处于低水平的家庭最有诱惑力，实质上这是政策为提高自身执行力而“捆绑”上了学生的贫穷出身。显然，在更宏大的社会作用上，教育曾被看作是促成阶层自下而上流动的动力，而决不应造成阶层被禁锢的态势。在此，与其让违背契约者支付国家在他们身上付出的教育成本，为何不考虑对这些师范生开出鼓励他们坚持履行契约的优惠条件，以开启师范生更大的个人发展空间？
仅从成本考虑，新政策总的免费额度必定要面临毕业生机会成本的挑战。而这种机会成本在中国教育积弊深重的处境下，在现有教师急切逃离职业约束的映衬下，往往显示出比免费政策更迫切的突围欲望。新政策中有关去农村支教的硬性规定，多少也暴露了这一处境的端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基层教育正在普遍遭受经费短缺、师资流失的严重困扰，显然，这种困扰的持续性以及它被根除的艰巨性，远非单一的免费政策所能纾解。因此，若立足于教育困局的整体性根治目标，新的免费政策只是杯水车薪；在教育困境整体上不得缓解的前提下，新的免费教育政策自然存有它自身难以克服的脆弱一面。
在免费的契约下，十年教役自有其不能承受之重，并考验着政策生命。它也影射着种种教育现实，诸如教师待遇低下、尊师传统极度弱化、农村义务教育困难重重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教育正在沦为需要重新整合的社会领域。国家从师资培养环节给予特别补贴，可以看作是强化此种社会整合的急切努力。而其用意越急迫，则越显现此领域内分裂愈大、愈破碎的实情。其实，国家和个人都在契约中面临风险，都要让渡一些东西。这是仅就免费培养这个阶段而言的。如果要获取更多，国家急需在扭转整体的教育处境上下工夫。换言之，国家的优惠价更应该开给整个教育框架，而不仅是框架内某个细小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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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石子砚

教育部部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教育办法出台，免费师范生一般要回到生源所在省份中小学任教10年以上，如果违约应退还按规定享受的免费教育费用并缴纳违约金。到城镇学校工作的应先到农村任教服务两年。免费师范生毕业前及在协议规定服务期内，一般不得报考脱产研究生。（5月15日《中国青年报》）


“免费读师范”这一制度设计的一个基本思路和构想是，通过对于特殊专业实行不同的政策，平衡公民教育投资与将来就业回报的对等，从而实现对这些特殊行业进行人才扶持与储备。如果单纯从这一视角看，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制度构想。毕竟在一个优秀教师还比较缺乏，在许多贫困地区对于骨干教师还“求贤若渴”的现实下，尤其是在过高的大学学费已经成为大多数城乡家庭所不能承受之重的现实下，这种“免费”的制度设计，无论对于教师队伍的充实，还是对于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都善莫大焉。


然而，一个成熟的制度应该是全方位均衡与取舍，而不是单向度和一维视角的顾此失彼。“免费读师范”附带的“苛刻”条件，“必须回生源所在省份中小学任教10年以上”、“不许报考脱产研究生”等，这种以裹挟公民人身自由、选择自由为代价和基点的公共政策，无论是其构想，还是在现实的运作中，其实都将面临很大的道德风险与合法性危机。


首先，在一个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尊重公民自由选择权的今天，这种“挟免费以令选择自由”的做法，与这个大的趋势背道而驰。其实，前几年的师范专业，对其就业限制也是很严格的。考取了师范学校，就意味着就业的范围只能当老师。然而，事实情况却是，面对社会其他“更好职业”的诱惑，很多师范生是想尽一切办法和手段跳出“教育”。而现在 “免费读师范”显然也必将同样面临这个尴尬格局。限制的宽松，容易使制度流于形式；限制的过严，在“享受”完“免费读师范”的大学四年免费午餐之后，师范生完全可以像现在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一样，无非可以扔下已经没有多少意义的人事档案，而远走高飞到大城市闯江湖而已。毕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公民迁徙变得越来越容易的背景下，公民的“自由选择”已经成为一个必然。越与这个“必然”相悖的制度，其运行成本可能将越高，越难以付诸实施，甚至将面临合法性危机。

其次，这种以“免费读”为诱饵的制度设计，是以对当前过高大学学费的默认为前提的。现实是，近10年间，我国大学学费从每年几百元一路飚升至每年5000元—8000元不等，学费猛涨约20倍。而1994年至今10年间，国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倍。因此，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在不合理高学费衬托对比下的“免费”，也显得不太“厚道”，甚至这种“免费”还将间接地加剧公众对于当前大学教育学费过高状况的进一步不满。而很多公民“免费读师范”，很可能是不堪高额大学收费窘境下的无奈与违心的选择，而不是出于对教师职业的真心向往与追求。


由此笔者认为， “免费读师范”，无论是从公民自由选择的视角，还是从其制度设计的基础看，这种充满了功利主义的双重不道德，时刻面临巨大的道德风险与合法性危机。“免费读师范”能走多远，实在难以让人乐观。笔者认为，均衡教育资源农村与城市、重点与非重点的配置，切实提高教师群体的福利待遇，才是吸引大学生乐于从事教师行业的根本所在。这种以免费为诱饵的捆绑与强制，注定行之不远。